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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周书?世俘解》记载，周武王战胜殷商，凯旋返抵镐京后，举行了开国大典。
第一天进行的就是献俘告祖礼。武王命人杀掉所俘殷王武士百人和40个小氏族的首领。又命司徒、司马在外朝南门处剥掉众多俘虏的衣服，夹道示众，然后再将他们驱赶到内朝杀掉，取下他们的头颅献祭众位周先王。之后又由太师吕尚用白、红两种旗杆挑着商纣及其二妻的首级进入，作为牺牲，燎祭位居上帝左右的先祖木主
（祖先牌位）
，以示伐纣事业大功告成。
这一记载与后世儒家对周武王形象的描述似乎完全不同。《论语?泰伯》篇记载：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按照朱熹老夫子的的解释，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舜有5位贤臣天下就太平了。周武王说：“我有善于治国的10个大臣。”孔子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只有尧舜时代的人才才能超过武王时代，而10位贤臣当中还有一位是女性，实际上就是9个人。周文王占有了天下三分之二的地盘，却还臣服于商，周人的品德大概可以说是最高尚的了。”
在孔子的心目中，尧舜和周文王、周武王都堪称君王的典范，而周公无疑是做臣子的典范，他们的思想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的直接来源。
孔子如此不吝词句地赞美周文王和周武王，固然有他“为大人隐，为圣人隐”的“隐恶扬善”心理在其中作祟，但另一方面，周武王在他的开国大典上的这一系列残忍血腥的行为，我以为也不能用后人眼里的品德高尚与否这样的观念来评价。道理很简单，在周人的开国大典上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是由其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晚商以来，人殉、人祭现象普遍盛行。这种“普遍”不仅仅是指整个商王朝，事实上还包括了商王朝下属的诸多方国。周也不例外。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在西安沣西西周墓地就发掘出了182座西周墓葬，其中9座有人殉现象；在西安长安区马王镇张家坡西周墓地发掘出了4个车马坑,每辆车上也都有1个殉葬的御乘人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京琉璃河黄土坡西周墓地发掘出了8座人殉墓葬和1座有殉人的车马坑。
不完全统计，迟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以前，在西周都邑所在的丰邑地区，仅张家坡发现的中、小型西周墓葬255座中,就有殉人墓葬20座，共28个殉人,约占全部墓葬的7.8%。在客省庄、马王村一带发掘中，发现中、小型西周墓葬62座,其中殉人墓葬6座，共有8个殉人,约占全部墓葬的9.7%。
显然，考古和上述西周开国大典中残忍的杀戮献祭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不过，这些有殉人现象的墓葬，大都属于先周和西周早期，也就是周公改制之前。
人祭，是把人像牛、羊、猪等牲畜一样作为祭品奉献给祖先神和天神，希望求得福祉和庇佑的一种祭祀行为。将人作为祭品就是所谓的人牲。牲起初只是表示用来祭祀的牛，后来才成为动物祭品或者牲畜的通称。人牲多为战俘和奴隶。
人殉，是将活人作为某一死者的陪葬品直接掩埋或杀死后再掩埋在“主人”身旁。二者生前有一定关系，一般是妻妾、主仆或君臣。根据远近关系和墓主人在冥界享受需要，或同穴而葬，或异穴而埋。
中国的人牲、人殉现象萌芽于六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早期，譬如，在6500年前著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大墓中就发现有3具人殉。其后经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传承，在商代发展到高潮，尤其是在商代晚期，达到鼎盛。
人牲、人殉是一种野蛮而血腥的原始宗教行为。那时的人们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对疾病、生死、梦幻出现困惑、恐惧等情状，于是就产生天命、来世、灵魂不灭等相关的迷信思想。他们幻想着在人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平行的鬼魂世界。为了死后能够继续享受和现实世界一样的荣华富贵，他们就希望将生前最珍贵的物品和享受方式随他们一起埋葬，以便他们在阴曹地府继续使用。这样，就逐渐产生了殉葬这一类习俗。
周公代成王摄政以后，意识到其中的荒谬和残忍，遂本着以人为本、敬鬼神而远之的原则，进行改制，重新制定周礼，坚决摈弃了这一陋习。
不但如此，周公还进一步在《周礼》中对祭祀的牲品之数作了严格限制。尤其对从天子到士大夫的祭祀用牲之数做了明确的规定：天子“合诸侯而飨礼，则具十有二牢”，“上公之礼九牢，诸侯诸伯之礼七牢，诸子诸男之礼五牢”。牢在这里是牛的意思，“十有二牢”就是宰杀了12头牛。
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西周中晚期几乎没有发现周人以人为牲的现象。唯一的一例，还是发现在曾是殷商遗民集中地的洛阳北窑村墓葬区，大概率是殷商遗民贵族沿袭殷人遗俗所致。
《左传》记载的一件事说明了周公在这一改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昭公十年，鲁国殷商遗民贵族有一次用俘虏祭祀先祖，鲁国大夫臧武仲在齐国听到后大感意外：“周公大概不会去享用鲁国的祭祀吧！周公享用合于道义的祭祀，鲁国不符合道义。《诗》说：‘那德行声誉特别显明，让百姓不要轻佻随便。’现在的做法可以说轻佻随便得过分了。把人同牲畜一样使用，上天会福佑他的后人吗？”
周公是鲁国的始封君，又是周礼的制定者，所以鲁国大夫臧武仲听到鲁国殷商遗民贵族用俘虏祭祀先祖的事情，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这件事也说明，一种行之既久的习俗要彻底改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由于周礼不仅是一种道德要求，还是一种法律条款，具有强制性的作用，所以在西周中后期，即便那些王公贵族还想继续沿袭这一习俗，也恐怕是有心无胆。可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刍灵和偶人才开始有了市场。
“刍灵”，即茅草人，是用茅草扎束而成的人形。偶人，也称象人或俑，是一种制成人形的雕像或塑像。刍灵和偶人的出现是为了替代丧葬礼仪中所使用的活人殉葬，本质就是人殉的“替代品”。
孔子赞成用刍灵随葬而反对用俑随葬。理由是俑的形象太像人了。《礼记?檀弓下》对此有记载：“涂车刍灵，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谓为刍灵者善，谓为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
孔子坚决反对用俑随葬，对这种人深恶痛绝，甚至不顾斯文体面，破口大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经过西周中期到春秋数百年的思想、礼制革新，至战国时期，俑像制作之风已经大为盛行。《韩非子》说：“象人百万，不可谓强”，正是春秋战国时期用偶人代替活人随葬社会现状的反映。
但由于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用活人殉葬的恶俗又有所抬头。秦穆公用170个人殉随葬就是典型的一例。《史记?秦本纪》记载：“穆公卒，葬于雍，从死者百七十人。”
更可恶的是，秦穆公死前还留下遗言，让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仲行、鍼虎三人为其殉葬，目的自然是让他们在阴间继续为自己去效力：“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
按《左传》这一记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都是秦国优秀的人才，可悲的是，照样逃脱不了被殉葬的命运。
秦穆公这一残忍而无道的行为，让秦国的民众悲愤填膺：“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国风?秦风?黄鸟》）
翻译成现代文，大意是：
交交黄鸟鸣声哀，枣树枝上停下来。是谁殉葬从穆公？子车奄息命运乖。谁不赞许好奄息，百夫之中一俊才。众人悼殉临墓穴，胆战心惊痛活埋。苍天在上请开眼，坑杀好人该不该!如若可赎代他死，百人甘愿赴泉台。
交交黄鸟鸣声哀，桑树枝上歇下来。是谁殉葬伴穆公？子车仲行遭祸灾。谁不称美好仲行，百夫之中一干才。众人悼殉临墓穴，胆战心惊痛活埋。苍天在上请开眼，坑杀好人该不该!如若可赎代他死，百人甘愿化尘埃。
交交黄鸟鸣声哀，荆树枝上落下来。是谁殉葬陪穆公？子车针虎遭残害。谁不夸奖好针虎，百夫之中辅弼才。众人悼殉临墓穴，胆战心惊痛活埋。苍天在上请开眼，坑杀好人该不该!如若可赎代他死，百人甘愿葬蒿莱。
不止是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考古也发现了不少随葬人殉的墓葬，但大都在边缘地区，如地处西北地区的秦国、地处今鲁东南地区的莒国、地处江汉平原的曾国等。其中，在秦都雍城出土的1号秦公殉人墓被认定为秦景公墓，殉人竟达到了186个。这一数字，打破了乃祖秦穆公170的殉人记录。
不过，毕竟时代在进步，又经过周公的改制，人本主义逐渐深入人心，这种现象也只是在边缘地区死灰复燃而已，与晚商时期的人殉盛行情况已有天渊之别。
参考文献
1.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清）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论语注》，中华书局1984年版。
3.（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版。
4.（清）孙诒让著，汪少华整理：《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5年版。
5.吴闿生著，白兆麟校点：《左传微》，黄山书社2014年版。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7.胡谦盈：《郭沫若论商、周人殉的基本观点》，《郭沫若研究》（第二辑）,1986年。
8.胡谦盈：《甘肃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发掘纪要》,《考古》1982年第6期。
9.杨弃、朱彦民：《“人牲”“人殉”辨——兼谈安阳后冈圆形葬坑的性质》，《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12期。
10.李峰：《殉葬制度与随葬俑的起源——谈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5年第12期。
11.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北窑村西周遗址1974年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7期。
12.郭俊然：《先秦时期的人殉现象述论》，《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4000~前2300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2300~前180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4000至前1046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2022年6月出版后，先后入选了
长安街读书会2022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2022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2022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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